首页 > 历史

无头东宫&“东宫”这个暗号,老杨浦都懂的丨市民历史

它是许多老杨浦人心目中的大发红黑大战圣地。

沪东工人大发红黑大战宫,曾经是杨浦区工人心目中的大发红黑大战圣地,人称“东宫”。

上世纪60年代,小孩子千方百计溜进去玩耍。

70年代,经过一段沉寂,工人文艺活动开始复苏。

80年代,下了班的工人进去溜冰、打篮球,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。

90年代,社会上学习热情高涨,图书馆人满为患。

只是如今,随着大规模的产业转型、企业外迁,当年工人大发红黑大战繁荣的盛况渐成回声,东宫的外貌也不复从前。

或许,那些在“东宫”度过青春的老杨浦们,只能在记忆中找到自己曾经的样子了。

六层高的白色主楼俯瞰偌大的广场,楼顶上“沪东工人大发红黑大战宫”七个红色大字赫然在目。

两道弧形的褐色门廊如同臂弯一样,以主楼为起点,向两边对称伸展,连接两侧的建筑,把面前的空间合抱起来。

本世纪初

东宫曾经历过

为期一年的扩建改造

/张解放 张武勇 摄

初夏的午后,大太阳照射在铁门前的旗杆上,投下细细的影子。

零星有几个阿姨爷叔进入西面的门洞。

牛仔帽、黑T恤步子迈得有条不紊;白色披肩下的双手握住自行车把,里面鲜艳的雪纺上衣和裙装依稀可见。

他们的轨迹滑出门洞下的阴影,多半向前数米后便往右一拐,上了里面的舞厅。

下午场要开始了。

“现在这里的优势就剩下舞厅了,因为附近没有。”67岁的张海生说。

他常来跳舞,家离这里两站公交车的距离。

在他的记忆中,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杨浦人不约而同来这里活动,以至于挤得水泄不通。

今天,这样的盛况早已消失不见。

但是,对于许多老杨浦来说,他们所铭记的依旧是沪东工人大发红黑大战宫刚刚落成时的样子。

沪东工人大发红黑大战宫坐落于杨浦区南部的平凉路上,简称“东宫”,始建于1957年2月,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。

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记得,东宫是按照苏联模式建造的,建筑有明显的时代特征。

东边是大剧场,西边是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的场所。

中间由一道窄长的楼房连接起来,设有展览厅、小剧场等。若是俯瞰,形成一个凹字形。

凹字形后面是精致的花园绿地,再往里走,则是溜冰场和篮球场。

1957年2月

《解放日报》上刊登了

东宫破土动工的消息

“当时考虑得还是很周到的。”毛时安说,“让工人阶级有充分的大发红黑大战生活。”

毕竟,杨浦区是当时上海市最大的工业区,大量的产业工人集聚于此。

1949年后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指示,要将东宫办成“工人的学校与乐园”。

既然如此,只有工人可以进入东宫。

张海生回忆说:“老早不好随便进出的,要有工会的会员证,门口有保安要查的。”

他记得,60年代他读小学的时候,要进东宫,必须有在工厂工作的家长领着进去。

或者杵在门口,央求工人叔叔阿姨带进去。

读中学时候,他想过许多办法要“混”进东宫。

有一次,他想从厕所的窗户翻过去,没想到,上面早装了一格格铁栅栏

后来,他又想了一个主意,在东宫大剧场买票看电影,看完终于如愿以偿,溜进东宫了。

而对于1948年生人的毛时安来说,他进入东宫是经过当时组织审查的。

70年代初,中央决定开始恢复部分群众大发红黑大战。讲故事最为便捷灵活,成了最早恢复的文艺活动。

毛时安从小喜欢文学艺术,当时在红旗电磁线厂政宣组工作。

厂里发现他有一些文艺才能,有天给他发了一纸通知,让他参加东宫举办的工人革命故事学习班。

“东宫当时就是我们的大发红黑大战圣地。我一听能去工人大发红黑大战宫学习,比现在能上北大清华还兴奋。”他说。

故事班由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主办。上海羊毛衫一厂开展得早,由该厂的文艺骨干和来自奉贤的故事员做示范。

学习班结束后,表现突出的学员成立了故事组。

需要时,东宫会向厂里借人,凑成一个演出小分队。

1983年3月

东宫的文艺宣传队

在市百三店附近演出

/宋凌云、孙俊德 摄

“一开始,厂里觉得培养文艺活动骨干,挺好的。可东宫老是问厂里借人,厂里就有意见了。”

“但是我实在太喜欢文艺了,于是跟厂里闹得很厉害。”毛时安回忆当年说。

他家位于鞍山新村,工厂位于军工路松花江路。

无论是从家还是从工厂去东宫,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。

等厂里的学徒期结束,工资从17块8角4涨到36块,他改乘两部公交车去东宫。

但加上换车走路的时间,仍要耗时三四十分钟。

直到父亲替他淘了一部旧的凤凰牌自行车,乘车辗转才画上句号。

风里来雨里去,其实骑车路上时间跟乘车差不多,他却乐此不疲

那个年代,正是东宫大发红黑大战活动的鼎盛时期。

毛时安所参加的故事组,有几种活动形式。

一是工人故事员根据工作人员的示范和分析,学习讲故事;

二是故事员带领后来加入的工人、学生,到各地少年宫和向阳院表演讲故事,开纳凉晚会。

三是在剧场汇报演出。

一开始,讲故事的形式比较单调,此后逐步穿插进了曲艺、山东快书、相声、朗诵等文艺样式。

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,毛时安特别提到了东宫文艺组许多老一辈工作人员的名字。

“像孙俊德,人很憨厚、朴素,永远穿了一套灰色的中山装,默默奉献,扶持着工人文艺骨干。”

“工人大发红黑大战最重要的,就是有一代一代全身心投入工人业余文艺事业的工作人员。”

1980年前后

毛时安(后排左二)、孙俊德(前排右一)

和其他故事创作组成员

在东宫后花园合影

年轻的故事员都是各厂的文艺骨干。他们当中,有的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,谈了恋爱,就不再来参加了。

但毛时安从头到尾一直坚持着,投入地练习各种故事的演讲

他担任过故事组组长,之后还加入了工人故事创作组。

东宫吸引他的,还不仅仅是故事组的活动。

1972年,舞蹈《白毛女》即将在东宫大剧场演出。

毛时安每天中午一吃完饭,就一个人偷偷骑着自行车,从厂里溜出来看彩排。

因为小学时候指挥过班级的大合唱,他最喜欢看指挥的手势。

“不行,乐队敲响,再来过……”

他目不转睛地看他们一遍又一遍排练,直到熟练地把一整段排练完成。

“剧场里漆黑漆黑的,只听到我呼吸的声音。”

“台上的演员一回头看到我,穿着粘支疙瘩的藏青色工人背带裤,还以为我是工人代表。”他说。

排练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,随后他再不声不响骑车回厂里车间干活。

“那时候体力好得不行。”他说。

这些活力四射参加文艺活动的日子,正是毛时安最清贫的时期。

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给母亲,伙食和零用钱全靠工厂发的3元钱车贴。

只好一天吃白饭泡汤,一天吃白米加蔬菜,如此交替。

“那个年代,一方面人生活在物质比较匮乏的条件下,一方面仍然有他的追求、欲望和个性。”他说。

不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曾经得益于东宫的大发红黑大战资源。

刘翔生于1958年。90年代初,他在杨浦区区政府工作,离东宫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。

有一段时间,他每天一下班,买两个馒头,就直奔东宫二楼的图书馆。

“图书管里人满为患,人人忙着埋首翻报纸、找资料。”他说。

1983年5月

一张有关东宫阅览室夜读的照片

刊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

/夏咏 摄

原来,八九十年代,《解放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年年举办“振兴中华”读书读报知识竞赛。

奖品丰厚,小到肥皂、毛巾,大到电冰箱、彩电,吸引了大量市民踊跃参加。

“当时大家业余生活比较枯燥,社会上学习热情高涨。参加竞赛,不但追求知识,也可能获得物质回报。”刘翔说,

他兴致勃勃参加了几届比赛,颗粒无收,但仍旧很满足。

“当时人都很单纯的。”他说,“跟别人谈起来,安史之乱是哪一年的?我马上可以讲出来,至少多了点谈资。”

毛时安是在进入东宫之后,才有机会离开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的。

“我把进入东宫学习这个事情,看作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契机。这是我走上文艺道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。”他说。

1972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书——《怎样识五线谱》。

为了解这本书在工人文艺爱好者当中的接受、普及程度,出版社想在东宫办一个“怎样识五线谱”的学习班。

东宫人手少,一开始并不想办这个班。

而毛时安当时对各种知识都如饥似渴。

“我想这对我自己学习很好,主动说我来组织这个班。”他说。

由此,他接待并结识了许多音乐领域的老知识分子。

“我那时很年轻,很肯干事。他们都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喜欢我。”他说。

他在8小时工作之外,积极帮这些来办班的音乐家抄书、改稿子、写文章。

毛时安至今保留着

《怎样识五线谱》

这本书

不久,出版社便介绍他协助著名歌曲《小燕子》的作曲者王云阶编著《音乐理论基础》一书。

王云阶住在淮海中路上,请他到家里谈工作。

当时,毛时安的生活半径全在杨浦,最远不过是国庆节到人民广场看庆祝游行。

到徐汇区,他要乘61路到保定路,换17路,再换26路。到达的时候,人已经感到有点疲惫了。

但走进王云阶家,感觉是新鲜的。

脚下是窄条的打蜡地板,窗明几净,桌椅摆设都舒适宽大,体现出主人的品味。

院子里有一大块草坪,大树伸出院墙,和他熟悉的工人新村环境大相径庭。

 “每个星期二厂休,我清晨就出门去他家里。他人瘦瘦长长,皮肤细细白白,讲话悄声细气,既谦和又矜持。”

“一样穿中山装、白衬衫,在他身上显得格外高雅。”

“每个星期,他写一段书里面的内容,我就去读,看文字上是不是要改得平易点。”他说。

在这一过程中,他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,对音乐的理解一点点丰富起来。

他也跟音乐家聊聊文学。“他们想,这个小青年怎么什么都懂的嘛。”他说。

1980年

东宫的妇女摄影小组

开展活动

之后,他还到过位于愚园路的作家程乃珊家里做客。

她家中聚集着被称为来自“上只角”的那些客人。

他在散文中回忆道:

“那栋灰白色小楼的三楼客厅里,亮着吊灯,有高谈阔论的、窃窃私语的、唱歌的、跳舞的、看书的……弄得一幅当代‘韩熙载夜宴图’似的。”

 “让我这个喜欢文学的人,看到世界有多么广阔,社会有多么丰富。”

“哪怕拿的工资一样,人仍然有各种层次和类型。这段生活正好是我世界观形成的时期。”毛时安说。

他生性朴实,进入这样一个轻声细语的环境,显得有点特别。

他用“一粒水落入滚烫的油”来比喻这种差别。

“呯,嘭,落下去就爆脱了。”他说。

然而,他不以为意。因为一直乐观随和,也一直被这个圈子接纳着。

1978年,毛时安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,离开东宫。

等再次回来时,已是作为讲课者,反哺曾经的学习园地。

90年代,他搬离工人新村。和许多上海人一样,居住环境随着时代变迁而一次次升级。

但杨浦对他来说,有着特殊的分量。

“我人是走出了大杨浦,但还有一颗大杨浦的心。”他说。

他仍然保留了一些朴素的生活习惯。

“贫困磨练了我的意志,我对穷人有天然的理解和同情,该节约地方极其节约。”他说

说到自己的定位,他认为是“漂泊”在工人阶层和知识分子之间。

“为什么有些人要提倡贵族精神?平民精神也很好。做个好人就可以了。”他说。

出于这些的原因,毛时安一直不太乐意东宫的改造。

2001年,这座历来作为杨浦区大发红黑大战中心的建筑改颜换面。走廊经过改造和加层,建成豪华的主楼。

但毛时安认为:“公共设施首先要有亲民的形象。”

“当年东宫里面的老师,年纪相当于我们父母。我们一想起东宫,就感觉很亲切。我对它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。”

1999年

东宫广场上的烈士群雕塑像

曾经进行过修缮

/王照晖 摄

然而,产业工人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当年工人大发红黑大战繁荣的社会历史背景已不复存在,东宫早已物非人非。

如今,当毛时安说起关于东宫的那些故事时,仿佛时间倒流,脑海中浮现出来的,还是那几栋红砖尖顶的朴素房子。

他一身藏青色的工作服,走入中间的那栋楼,拾级而上,进入二楼小剧场厅。

在他眼前,舞台上的灯光亮了起来,下面黑压压的一片观众,等待着他,开始这一晚上的故事演讲……

- END -

更多“市民历史”故事,点击下方图片

 写稿子:周亦鸣/ 画图画:顾汀汀/

编稿子:韩小妮/写毛笔:陈冬妮/

制图:汪鹏翀/

拿摩温:陈不好玩/

部分老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 版权所有,未经允许请勿转载 

 请给我们留言,获取内容授权

本文来自投稿,不代表大发红黑大战立场,转载请注明出处:http://www.royalcosa.com/history/13630.html